殷人已有典册可作教材《尚书·多士》“唯殷先人有典有册”笔册工

殷人已有典册可作教材，《尚书·多士》“唯殷先人，有典有册”。笔册工具的出现，标明商代学校已有读书习字的教学条件。商代教育活动充满神秘的宗教色彩，几乎无事不占不卜。由此，与宗教有密切关系的数术，就成为殷人教育的重要内容。从卜辞中看，商代最大的数字已达万，数术的发达及其一般运算形式的出现，与商代盛行占筮活动直接相关，商代之数术教育实际是宗教占筮活动的附产品。

从卜辞中还可看到商代已有事教的老师，“学多口父师于教”，清代学者王引之考证：父师即《周官》之“师氏之属，掌以美教国子以三德三行。父与大通，父师即大师”，也即《礼记·文王世子》之“父师司成”，主持大学教学事宜。是说虽为周初之制，但正如《尚书·洛浩》屡言“王肇称殷礼”，“大悼典殷献民”。西周初期大量使用了“殷遗多士”，周公制礼也大体沿用殷礼而略有损益。故西周之父师与卜辞中殷商父师竟名称职责完全相同。陈祥道《礼书》卷四十九也引《尚书大传》谓大师主大学之事，论学在东序。东序为夏商周三代学校之共称。就《史记·周本纪》记商末太师、少师主掌礼器而言，商代“父师”身兼双职：或赞掌国家宗法祭典大礼，或以礼乐执教于学校。这反映了商代教育也具有官师合一的特征。

卜辞中所见殷商“大学”，是用于献俘祭祖的场所，并且与宗庙之神坛并列连举，这说明商代大学也是宗庙聚落的组成部分，兼有祭祖、献俘、讯馘、养老等职能，以教授有关宗教祭典等方面的礼仪知识为主要内容，这与夏代学校的性质基本相同，与郑玄考证《礼记·王制》所言殷人“右学”为“虞殷大学”的结论，也完全相符。所以，商代“大学”绝非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机构，与叙利亚境内发掘的埃伯拉大学相比，也非同类文化遗存。正如清代学者金锷所言：“所谓大学在郊者，即郊学，对小学而言大矣。”不能因献中片断零散的“大学”字样，贸然推断商代已有完整意义上的大学教育机构。

西周学校制度

西周学校制度是典型的官师合一类型，其教育内容主要包括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的六艺知识。与商代相比，西周学校有较大的发展，其官学已有国学与乡学之分，国学之中已有大学与小学之分，这在先秦文献及铭文中均有具体的记录。

西周国学专为贵族子弟设立，国学中之“大学”，“天子曰辟雍，诸侯日泮宫”。辟雍又分作“五学”，居中为明堂，外雍以水，故也称为“泽宫”、“大池”。环水四周为“四学”，南学为“成均”，北学为上庠，东学为“东序”、“东胶”，西学为瞽宗、西雍。四学与森林水泽相拥，鱼游鸟栖、野兽集居，故成为贵族子弟御车围攻射猎野兽的场所，同时也进行射御方面的军事技术训练。辟雍虽承大学之名，并有天子承师问道，“行礼乐，宣德化，教导天下之人”等职，但同时也是王室举行稀尝大祭、朝觐、养老、飨射、献俘、治历望气、告朔、布政等国事活动的场所。这是西周国家“官师合一”在学校设置及其职能方面的典型例证。辟雍中之“四学”，成均习乐，上庠学书，东序习干戈羽龠，瞽宗习礼。四学之制，也有分科设教的含义。但四学中的教师仍是政府官吏兼教导之责，而非专门意义上的教师职责。

诸侯泮宫取辟雍半制，东西南方有水，形如半璧。泮宫的性质职能与辟雍相同，是诸侯国政教活动的中心。《诗·鲁颂·泮水》记鲁僖公“既作泮宫”，在那里观饮酒，宣讲治国善道，献馘献囚，并宣扬明德，处理政务。这是有关周代泮宫最详实的记载。

西周小学或称“外傅”、“幼学”，《礼记·曲礼》及《内则》记小学就学年龄是岁。俞正燮《癸已存稿·学解》考《内则》“十年出就外傅”，即出居门塾之学，因其居于门学，故称“门子”。《尔雅·释宫》谓门侧之堂为塾，《尚书·顾命》有左塾右塾之分，这个左塾右塾为西周诸侯的外傅之学，是诸侯贵族弟子的初学场所。按照《礼记·学记》的记载，西周贵族子弟因出身等级差别不同，其小学设置也不同制，诸侯小学立于公宫南侧门闱，天子小学立于王宫四门，师氏守王门，保氏守王围，担任王宫小学的教导之职。西周的王宫、公宫也即明堂宗庙，学校也在明堂宗庙的范围之内。郑玄注《礼器》“鲁人将有事于泮宫”，即引《逸书》“祀馘于周庙是也”。将鲁学泮宫与周庙划同。门塾之学也在宗庙范围之内。这一点，已被世纪年代后期西周岐邑甲组宫室宗庙遗址的发掘初步证实。在甲组宗庙的布局中有东西两塾，与《尚书·顾命》的记载相符，在与西塾相邻相通的西厢第二室藏有甲骨卜辞，这与《仪礼·士冠礼》“筮于庙门……具馔于西塾”的情况相符，可证西周门塾之学同时也是占筮的场所。小学依附于筮史诸职，其教学内容自当以学习有关占筮数术方面的初步知识为主，这与卜辞金文中“学”字教门下子识爻而会意的构形相通，而小学的师氏保氏诸官也同时兼有掌管占筮卜问的职责。凤雏枝岐邑甲组宗庙遗址的H窑卜辞中，有祭礼殷先王帝乙，求祜于殷先王太甲的内容，说明这个宗庙始建于武王伐纣之前，并且是诸侯一级的宗庙建制，由此推断殷时王室门塾小学为四门之学，也即《礼记·祭义》之“天子立四学”。西周王室小学立四学，实际上也是继承了殷商旧制。

西周的“乡学”设置，依据地方行政区域而定，闾设塾，党设庠，术设序，乡设校。就一般情况而言，上述西周地方行政区域的设置情况是否属实尚无定论，而西周的地方学校当有两种类型，一为乡校，这是地方上普通贵族及致仕退居乡里的绅士乡官，于余暇时聚会论谈的场所，这种场所在春秋时期仍然存在，类如郑国子产不毁的那种乡校，它很可能是早周“公堂”的孑遗。这类乡校于农闲之时，也对一般的平民子弟进行一些有关道德礼仪及农事方面的教育。《尚书大传·略说》：“大夫”、士七十而致仕，老于乡里，大夫为父师，士为少师。覆锄已藏；祀乐已人，岁时已毕，余子皆入学。”何休《春秋公羊经传解诂》卷七所记父老里正“十月事讫”，“教于校室”，当即这种情况。二为闾塾，这实际上并不是所谓学校，而是对劳动者进行监督管制的场所。《尚书大传·略说》“上老平明坐于右塾，庶老坐于左塾，余子毕出，然后皆归。反亦如之”。上述何休《公羊传解诂》也记父老里正平旦开门坐塾上监视劳动者：晏出后时者不出，暮不持樵者不得人。这类乡学其实并不具备任何学校教育的特征，也与西周贵族的门塾之学完全不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