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谕：曾国藩自咸丰四年在湖南首倡团练，创立舟师，与塔齐布、罗泽南等屡立战功，保全湖南郡县，克复武、汉等城，肃清江西全境。东征以来，由宿松克潜山、太湖，进驻祁门，迭复徽州郡县，遂拔安庆省城以为根本。分檄水陆将士，规复下游州郡，兹大功告蒇，逆首诛锄，由该大臣筹策无遗，谋勇兼备，知人善任，调度得宜。曾国藩着加恩赏，加太子太保衔，锡封一等侯爵，世袭罔替，并赏戴双眼花翎。浙江巡抚曾国荃，赏加太子少保衔，锡封一等伯爵，并赏戴双眼花翎。将士进秩有差。

时捻匪倡乱日久，僧格林沁战殁于曹州，贼势日炽。四年四月，命国藩赴山东一带督兵剿办捻匪。山东、河南、直隶三省旗、绿各营及地方文武员弁，均归节制调遣。国藩将赴徐州督师，乃招集新军，添练马队。檄调刘松山、刘铭传、周盛波、潘鼎新诸军会剿。五月，贼窜雉河集，国藩驻临淮关，遣兵击走之。先后奏言，此贼已成流寇，飘忽靡常，宜各练有定之兵，乃足以制无定之贼。臣由临淮进兵，将来安徽即以临淮为老营，及江苏之徐州、山东之济宁、河南之周家口，四路各驻大兵为重镇。一省有急，三省往援。其援军之粮药，即取给于受援之地。庶几往来神速，呼吸相通。时捻酋张总愚、任柱、牛落红及发逆赖文光拥众十数万，倏分倏合。八月，国藩遣铭传败之，颍州贼东走曹州。国藩檄鼎新力扼运河，派军驰赴山东助剿。贼不能渡运，遂南走徐州，踞丰、沛、铜山境内。九月，国藩遣李昭庆、鼎新败之。徐州丰县贼复窜山东。十月，盛波、铭传败之。宁陵、扶沟贼窜陷湖北黄陂。五年正月，国藩遣铭传破之，复其城。任逆回窜沈丘，将踞蒙、亳老巢。遣铭传、盛波击之。张逆分股入郓城。三月，铭传、张树珊败之。颍州、周口群贼合踞濮、范、郓、钜间，诸军击破之。张逆趋单县，任逆走灵璧。国藩驻徐州，修浚运河，以固东路。五月，遣诸将败张逆于洋河、王家林，败任逆于永城、徐州。时贼自二月北窜，坚图渡运，徘徊曹、徐、淮、泗者，两月有馀，迄不得逞。于是张逆入豫，任逆入皖。国藩遣盛波大破牛逆于陈州，败任、赖二逆于乌江河。树珊败张逆于周口。牛、张二逆渡沙河而南，任、赖二逆亦窜渡贾鲁河。国藩以前防守运河，粗有成效，必仿照于沙河设防，俾贼骑稍有遮拦，庶军事渐有归宿。定议自周家口下至槐店扼守沙河，上至朱仙镇扼守贾鲁河。因奏言，河身七百馀里，地段太长，不敢谓防务既成，百无一失。然臣必始终坚持此议，不以艰难而自画，不以浮言而中更，以求有裨时局。自古办流寇，本无善策，惟有防之，使不得流，犹是得寸则寸之道。俟河防办成，则令防河者与游击者彼防此战，更番互换，庶足以保常新之气。六月，遣松山、张诗日大破贼于上蔡、西华。贼由河南巡抚所派防军汛地逸出，东窜河防无成。七月，遣松山、宋庆大破之南阳、新野。九月，铭传、鼎新破之，郓城运防赖以无恙。国藩自陈病状。七月，上命国藩仍回两江总督本任，以李鸿章代办剿捻事宜。

国藩请以散员留营自效，奏言：朝廷体恤下情，不责臣以治军，但责臣以筹饷；不令留营勉图后效，但令回署调理病躯。臣屡陈病状，求开各缺，若为将帅则辞之，为封疆则就之，则是去危而就安，避难而趋易。臣内度病体，外度大义，减轻事权则可，竟回本任则不可。故前两次奏称，但求开缺，不求离营。盖自抱病以来，反覆筹思，必出于此，然后心安理得。请开江督各缺，目下仍在周口军营照料一切，维湘淮之军心，联将帅之情谊。凡臣才力所可勉，精神所能到，必当殚竭愚忱，力图补救，断不因兵符已解，稍涉疏懈，致乖古人尽瘁之义。

上谕：曾国藩请以散员仍在军营自效之处，具征奋勉图功、不避艰难之意。惟两江总督责任綦重，湘、淮各军尤须曾国藩筹办接济，与前敌督军同为朝廷所倚赖。该督忠勤素著，且系朝廷特简正，不必以避劳就逸为嫌，致多过虑。着遵奉前旨，仍回本任，以便李鸿章酌量移营前进，并免后顾之忧。国藩覆奏，陈江督之繁，非病躯所能胜任。与其勉强回任，辜恩溺职，不如量而后入，避位让贤。吁请仍开各缺。

上谕：前因曾国藩患病未痊，军营事繁，特令回两江总督本任，以资调摄。并因请以散员自效，复迭次谕令迅速回任，俾李鸿章得以相机进剿。曾国藩为国家心膂之臣，诚信相孚已久。当此捻逆未平，后路粮饷军火无人筹办，岂能无误事机。曾国藩当仰体朝廷之意，为国家分忧，岂可稍涉疑虑，固执己见。着即懔遵前旨，克期回任，俾李鸿章得以专意剿贼，迅奏肤功。该督回任以后，遇有湘、淮军事，李鸿章仍当虚心咨商，以期联络。毋许再有固请，用慰廑念。国藩回任后，六年，奏称：制造轮船为救时要策，请将江海关洋税酌留二成，一成为专造轮船之用，一成酌济淮军及添兵等事。从之。七月，补授体仁阁大学士，仍留两江总督之任；十二月捻匪平，赏云骑尉世职。七年四月，补武英殿大学士。七月调直隶总督。十二月到京，赏紫禁城骑马。八年二月，查明积涝大洼地亩应征粮赋，请分别豁减。从之。三月，奏直隶刑案积多，与臬司张树声力筹清厘，甫有端绪。张树声见调任山西，请暂留畿辅一年，以清积案。

上谕：曾国藩到任后，办事认真，于吏治民风实心整顿，力挽敝习。着如所请，俾收指臂之助。又先后二次查明属员优劣，开单具奏。得旨分别嘉勉降革，以肃吏治。时直隶营务废弛，廷议选练六军。上谕：国藩将前定练军章程，妥筹经理。

五月，国藩奏言：臣见内外臣工章奏于直隶不宜屯留客勇一节，言之详矣。惟养勇虽非长策，而东南募勇多年，其中亦有良法美意。为此练军所当参用者：

一曰文法宜简，勇丁朴诚耐苦，不事虚文，营规只有数条，别无文告，管辖只论差事，不计官阶。挖濠筑垒，刻日而告成。运米搬柴，崇朝而集事。兵则编籍入伍，伺应差使，讲求仪节。及其出征，则行路须用官车，扎营须用民夫，油滑偷惰，积习使然。而前此所定练军规制，至一百五十馀条之多，虽士大夫不能骤通而全记。文法太繁，官气太重。此当参用勇营之意者也。

一曰事权宜专。一营之权全付营官，统领不为遥制；一军之权，全付统领，大帅不为遥制。近来江楚良将为统领时，即能大展其才，纵横如意，皆由事权归一之故。今直隶六军统领迭次更换，所部营哨文武各官，皆由总督派拨。下有翼长分其任，上有总督揽其全，统领并无进退人才、总管饷项之权。一旦驱之赴敌，群下岂肯用命。加以总理衙门、户部、兵部层层检制，虽良将亦瞻前顾后，莫敢放胆任事，又焉能尽其所长，此亦当参用勇营之意者也。

一曰情意宜洽。勇营之制，营官由统领挑选，哨弁由营官挑选，什长由哨弁挑选，勇丁由什长挑选。譬之木焉，统领如根，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，皆一气所贯通。是以口粮虽出自公款，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，皆若受其私惠。平日既有恩谊相孚，临阵自能患难相顾。今练军之兵，离其本营本汛，调入新哨新队，其挑取多由本营主政。新练之营官不能操去取之权，而又别无优待亲兵、奖拔健卒之柄，上下隔阂，情意全不相联，缓急岂可深恃？此虽欲参用勇营之意，而势有不能者也。

又闻各营练军皆有冒名顶替之弊，防不胜防。盖兵丁因口分不足自给，每兼小贸手艺营生，此各省所同也。直隶六军以此处之兵调至他处训练，其练饷二两四钱，在练营支领；底饷一两五钱，仍在本营支领。兵丁不愿离乡，往往仍留本处，于练营左近雇人顶替，应点应操。一遇有事远征，受雇者又不肯行，则转雇乞丐、穷民代往。兵止一名，人已三变；练兵十人，替者过半，尚安望其得力？今当讲求变通之方，自须先杜顶替之弊。拟嗣后一兵挑入练军，即裁本营额缺。练军增一兵，底营即减一兵，无论底饷、练饷均归一处支放。或因事斥革，即由练营募补，底营不得干预，冀可少变积习。此外尚须有酌改。如马队不应杂于步队各哨之内，应另立马队营，使临敌不至混乱，一队不应增至二十五人，仍为什人一队，使士卒易知易从。若此之类，臣本拟定一简明章程重整练军，练足万人，以副朝廷殷勤训饬之意。其未挑入练者，各底营存馀之兵，亦须善为料理，未可听其困穷隳坏。拟略仿浙江减兵增饷之法，不必大减兵额，但将老弱者汰而不补，病故者阙而不补，即以所节饷项，量发历年底营欠款，俾各营微有公费，添制器械旗帜之属，庶足壮观瞻，而作士气。数年后，或将当日之五折、七折、八折者，全数赏发。兵丁之入练军者，所得固优；即留底营者，亦足自赡。营务或渐有起色，而畿辅练军之议，亦不至屡作屡辍，事同儿戏。请敕原议，各衙门核议施行。寻饬国藩筹定简明章程，奏报定议。

国藩奏言：臣维用兵之道，随地形、贼势而变焉者也。初无一定之规、可泥之法。或古人著绩之事，后人效之而无功。或今日制胜之方，异日狃之而反败。惟知陈迹之不可狃，独见之不可恃。随处择善而从，庶可常行无弊。即就扎营一事言之，湘勇初出，屡为粤匪所破。既而高垒深濠，先图自固，旋即用以制敌。淮勇继起，亦以深沟高垒为自立之本，善扎营者即称劲旅。后移师剿捻，每日计行路远近，分各营优劣，曾无筑垒挖濠之暇，而营垒之坚否于胜败全不相涉。陕甘剿回，贵州平苗，亦不以此为先务，足知兵势之无常矣。然斯乃古来之常法，终未可弃而不讲。臣愚以为直隶练军，宜添学扎营之法。每月拔营一次，行二三百里为率。令兵丁修垒浚濠，躬亲畚筑，以习劳勚；不坐差车以惯行走，增募长夫，以任樵汲负重之事。至部臣所议，兵丁宜讲衣冠礼节，臣意老营操演，可整冠束带，以习仪文。拔营行走，仍帕首短衣，以归简便。凡此皆一张一弛，择善而从者也。

臣前折所请重统领之权者，盖因平日事权不一，则临阵指挥不灵。臣在南中，尝见有巡抚大帅所部多营，平日无一定之统领，临时酌拨数营，派一将统之赴敌，终不能得士卒死力。而江楚数省，幸获成功者，大抵皆有得力统领，其权素重。临阵往来指挥，号令进退之人，即平日拨饷挑缺、主持赏罚之人。士卒之耳目有专属，心志无疑贰，是以所向有功。臣所谓事权宜专，本意如此。然亦幸遇塔齐布、罗泽南、李续宾、杨岳斌、多隆阿、鲍超、刘铭传、刘松山诸人，或隶臣部，或隶他部，皆假重权而树伟绩。苟非其人，权亦未可概施。部臣所议，得良将则日起有功，遇不肖则流弊不可胜言。洵为允当之论。

良将者，可幸遇而不可强求者也。嗣后直隶练军统领，臣当悉心察看。遇上选则破格优待，尽其所长；遇中才则随处防维，无使越分，庶几两全之道。部臣覆议及兵将相习，可收一气贯通之效。又言转弱为强，不必借才于异地等语。臣窃意就兵言之，断无令外省客勇充补之理，客勇亦无愿补远省额兵之志。就官言之，则武职自一命以上至提、镇皆可服官外省，况畿辅万方辐凑，尤志士愿效驰驱之地。是各路将弁有出色者，皆可酌调来直，不得以借才论。直隶练军，询诸众论，不外二法：一曰就本管之镇将练本管之弁兵；一曰调南人之战将，练北人之新兵。访闻前此六军，用本管镇将为统领者，其情易通，而苦营无振作之气；用南人战将为统领者，其气稍盛，而苦上下无联络之情。将欲救二者之弊，气之不振，本管官或不胜统率之任，当察其懈弛，择人而换之。情之不联，南将或不知士卒之艰，当令其久处积诚以感之。

臣今拟于前留四千人外先添三千人，稍复旧观。一于古北口暂添千人，该提督傅振邦老于戎行，安详勤慎。一于正定镇暂练千人，该总兵谭胜达勇敢素著，志气方新，皆以本管官统之者也。一于保定暂添千人，令前琼州镇彭楚汉以南将统之。以中军冷庆所辖千人，姑分两起，俟查验实在得力，而后合并一军。此因论兵将相孚而拟目前添练之拙计也。至练军规模，臣仍拟以四军为断，二军驻京北，二军驻京南。每军三千人，统将功效尤著者，或添至四五千人。请旨交各衙门覆议，先行试办，俟试行果有头绪，然后奏定简明章程，俾各军一律遵守。奏入，允之。其后以直隶练军有效，他省仿而行之，营务为之一振，自国藩始。

九年五月，通商大臣崇厚奏，天津民人因迷拐幼孩匪徒有牵涉教堂情事，殴毙法国领事官，焚毁教堂。上命国藩赴天津查办。国藩奏言：各省打毁教堂之案，层见迭出，而殴毙领事洋官，则为从来未有之事。臣但立意不欲与之开衅，准情酌理，持平结案。使在彼有可转圜之地，庶在我不失柔远之方。寻奏诛为首滋事之人，将办理不善之天津府、县革职治罪。因陈时事虽极艰难，谋画必须断决。伏见道光庚子以后，办理夷务，失在朝战夕和，无一定之至计，遂至外患渐深，不可收拾。皇上登极以来，守定和议，绝无改更，用能中外相安，十年无事。津郡此案，因愚民一旦愤激，致成大变，初非臣僚有意挑衅。朝廷昭示大信，不开兵端，此实天下生民之福。以后仍当坚持一心，曲全邻好，以为保民之道。时时设备，以为立国之本，二者不可偏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