或曰：“乐毅不屠二城，遂丧洪业，为非乎？”
夏侯玄曰：“观乐生与燕惠王书，其殆乎知机合道，以礼终始者欤！夫欲极道德之量，务以天下为心者，岂其局迹当时，止于兼并而已哉？夫兼并者，非乐生之所屑；强燕而废道，又非乐生之所求。不屑苟利，不求小成，斯意兼天下者也。举齐之事，所以运其机而动四海也。围城而害不加于百姓，此仁心著于遐迩矣。迈令德以率列国，则几于汤武之事矣。乐生方恢大纲，以纵二城，收人明信，以待其弊，将使即墨、莒人，顾仇其上，开弘广之路，以待田单之徒；长容善之风，以申齐士之志。招之东海，属之华裔。我泽如春，人应如草，恩戴燕王，仰风声二城必从，则王业隆矣。虽淹留于两邑，乃致速于天下也。不幸之变，势所不图，败于垂成，时变所然。若乃逼之以兵，劫之以威，侈杀伤之残，以示四海之人，虽二城几于可拔，则霸王之事逝其远矣。乐生岂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？顾城拔而业乖也。岂不虑不速之致变哉？顾业速与变同也。由是观之，乐生之不屠二城，未可量也。”
有人问：“乐毅不破莒城、即墨，丧失了开创大业的机会。这是他的过错吗？”（公元前也85年，燕国上将军乐毅联合赵、楚、韩、魏，合五国之兵攻打齐国。齐军全线崩溃，最后只剩下莒城、即墨未克。乐毅如果乘胜进击，攻克这两座城池完全是可能的，但他没有这样做）。
夏侯玄说：“阅读乐毅的《与惠王书》，觉得他是明了大道玄机，按照礼义掌握办事规律的人。他想用仁德收买人心，岂是只知以武力征服、不懂道义的目光短浅之人？这种只知兼并的做法是乐毅所不看重的，不讲道义就使燕国强大，也不是乐毅所要达到的目标。他不计较一时的利益，而是从大局出发，为的是统一天下。攻打齐国不过是他以此扬名的开始，围困齐城却不侵扰百姓，仁心显于天下，美德传于列国，功德几乎可与汤武圣王的业绩相比。乐毅施展宏韬大略，不攻克两座城池，目的却是想尽快取得天下。此时信誉著于齐人，正待其弊，从而使即墨、莒人对齐王产生怨恨的情绪，并为田单那些人归降留下宽广的后路；宽容而和善的态度使齐人不存有屈辱之感。燕王的恩泽遍及东海之滨，华夏之裔有如草遇阳春，从而使燕王得到更多的拥护，如能这样，二城必降，就能使王业更兴盛了。留下二城迟迟不攻，是速胜的一种长远之策。可惜由于时局的变化，这种计划未能实现，而功败垂成，这只不过是由时局造成的。如果当时攻下二城，使以威慑，甚至以杀戮来昭示四海，那离燕王称霸的大业就更远了。乐毅怎么会不知道莒城、即墨可以速战速决呢？只是他顾忌的是城虽可拔，千秋大业却被破坏了；怎么会不知道迟疑不决最后可能有不测风云呢？只是因为速战速决与时局变化，其结果是一样的啊！这样看来，乐毅不灭莒城、即墨，他的心理是不可以用常规去衡量的。”
乐毅举仁义之师，不克二城，比残酷杀戮确实高明得多，但与诸葛亮相比，却还相差甚远。诸葛亮不仅足智多谋，还能言善辩；不仅有高瞻远瞩的治国策略，还有宽广仁厚的博大胸怀，不仅能知人善任，还以仁待人，从而成为“家喻户晓、妇孺皆知”的智慧化身。同样胸怀大志，对君王忠心耿耿，其结果却不尽相同，这是由立身处世的态度和环境造成的。因此，把握时机，才能进退自如。
革旧图新 变法强秦
或曰：“商鞅起徒步干孝公，挟三术之略，吞六国之纵，使秦业帝，可为霸者之佐乎？”
刘向曰：“夫商君，内急耕战之业，外重战伐之赏，不阿贵宠，不偏疏远。虽《书》云‘无偏无党’，《诗》云‘周道如砥，其直知矢’，《司马法》之厉戎士，周后稷之劝农业，无以易此。此所以并诸侯也。故孙卿曰：‘四世有胜，非幸也，数也。’夫霸君若齐桓、晋文者，桓不倍柯之盟，文不负原之期，而诸侯信之。此管仲、咎犯知谋也。今商君倍公子卬之旧恩，弃交魏之明信，诈取三军之众，故诸侯畏其强而莫亲信也。藉使孝公遇齐桓、晋文，得诸侯之统，将合诸侯之君，驱天下之兵以伐秦，秦则亡矣。天下无桓、文之君，故秦得以兼诸侯也。卫鞅始自以为知王霸之德原，其事不伦也。昔周召公施美政，其死也，后世思之，《蔽芾甘棠》之诗是，尝舍于树下，不忍伐其树，况害于身手？管仲夺伯氏骈邑三百户，无怨言。卫鞅内刻刀锯之刑，外深斧钺之诛，身死车裂，其去霸者之佐亦远矣！然孝公杀之，亦非也。可辅而用，使卫鞅施宽平之法，加之以恩，申之以信，庶几霸者之佐乎！”
有人问：“商鞅千里迢迢游说秦孝公，准备了帝术、王术、霸术三种方法和吞并六国的纵横捭阖策略，终于使秦成就了霸业，他能算作霸者的良师吗？”
刘向认为：“商鞅在内政方面抓紧农业生产，军事上鼓励将士多立战功以加官晋爵。执法中刚正不阿，对权贵宠臣不留情面，对百姓不分亲疏远近。《尚书》所说的‘无偏无党’，《诗经》所说的‘周朝治国如磐石公平坦白，如箭正直无私’。就是齐景公时的名将司马穰苴那样激励将士，周朝的创始人后稷那么善于农耕，都未必赶得上商鞅。这就是秦国能够兼并六国的原因吧。所以荀子说：‘秦国四世强盛，并非偶然，而是治理得法的结果。’想做霸主，就应像齐桓公那样信守诺言，归还鲁国土地；像晋文公那样三日攻不下城池，就领兵而去，从而赢得了盟主地位。桓公、文公所以能受诸侯拥护，应归功于桓公的谋臣管仲和文公的谋臣狐偃。但商君变法成功后，在攻打魏国时，商鞅投书给魏公子卬，大谈昔日友情，并约定会面畅饮，各自罢兵。结果商鞅不守信义，俘虏了公子卬，袭击了魏军。各国诸侯因此畏惧秦国的强暴无信，不敢与之建立友好关系。如果秦孝公遇到的是齐桓公、晋文公，他们联合各路诸侯讨伐秦国，秦国定会灭亡。只因当时不再有齐桓公、晋文公那样的国君，才使秦国兼并了各国诸侯。商鞅自以为懂得王霸道理，其实并非如此。从前周公、召公实施仁政，死了以后，后人思念他们，作了《蔽芾甘棠》来歌颂他们。说的就是在甘棠树下住的人，因怀念他们的贤德都不忍心伐树，更不用说会伤害召公本人了。齐桓公因管仲有功而把伯氏的三百户赏给管仲，伯氏毫无怨言。如今商鞅对内实行严刑，对外穷兵黩武，而自己最后车裂身死，这样看来他离霸者的良相还差得远呢！不过秦孝公杀他也不对。他可以在任用商鞅时，施行宽容的法律，再配合恩德，这样就差不多是成就霸业的做法了。”
商鞅变法，是对是错，暂且不去评说，但他确实使秦国变得国富民强了，虽然最后因车裂而亡，但其为变法献身的精神确有可以称道之处。社会要想进步，就必须顺应历史潮流，以变革求强盛。从历史诸多“变法”的经验教训中我们可以明白，新的事物代替旧的事物，总要经历一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，这就注定了变法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。
街亭失守 孔明之过
诸葛亮以马谡败于街亭，杀之。后蒋琬谓亮曰：“昔楚杀得臣，然后文公喜可知也。天下未定，而戮智计之士，岂不惜哉？”亮流涕曰：“孙武所以能制胜者，用法明也。是以杨干乱法，魏绛戮之。四海分裂，兵交方始，若复废法，何用讨贼耶？”
